女真族文字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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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族文字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女真族曾用来记录女真语的文字 。女真文创制于12世纪金国建立后不久，与汉字同为官方文字。13世纪金亡于蒙古人之手后仍在部分女真诸部中使用至15世纪中叶 ，后为满文所取代
。明朝初年在东北地区的女真族中还有少量使用。永乐年间四夷馆编写的《华夷译语》有女真馆杂字和来文
，是研究女真文最主要的参考资料 。1413年树立的永宁寺碑是现存唯一金朝灭亡之后的女真文碑刻，在黑龙江下游今俄罗斯特林附近
。现存女真大字石刻共计12件 ，其中11件属金代 、1件属明代。

女真文字是怎么产生于发展的

色目人是元代对西域人的统称 。“色目 ”一词
，唐代已流行，有“种类”、“诸色名目
”等义
。有时也把“姓氏稀僻”的人称为“色目人 ” ，即指一般姓氏以外的各类人。元朝的统治者是蒙古人
，他们熟悉的
、经常接触的是汉人（包括女真人和契丹人），而把汉人以外的 ，主要是把在他们西方的各民族称为色目人
，有时也称为“西域人
” 。

在种类繁多、名目不一的色目人中，以回回人为最多 ，因而有时也用回回人代称色目人
。回回人外，还有汪古人（今内蒙古大青山一带）
，西夏人（又称河西人，今宁夏 、甘肃一带） ，畏兀儿人（即今维吾尔先民
，当时主要在新疆东部），哈剌鲁人（中亚巴尔喀什湖南一带） ，康巴人（中亚咸海以北一带）
，钦察人（中亚黑海以北一带）
、阿速人（西亚高加）、阿儿浑人（中亚七河流域至楚河流域一带）等。当时的欧洲人（称发郎或指郎人）当然也算色目人 。元末的陶宗仪说色目人有三十一种，这数目并不精确 ，不过可以想见
，色目人确实种类繁多，不胜枚举
。

编制女真文字的综述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女真族曾使用女真文记录女真语 ，创制于12世纪金国建立后不久
，成为官方文字。女真文是参考契丹文创制的文字，金亡于蒙古人之手后仍在部分女真诸部中使用至15世纪中期 ，明朝后期女真文已经消亡 。后金创制的满文采用蒙古字母，和女真文没有关系。

明朝初年在东北地区的女真族中还有少量使用
。永乐年间四夷馆编写的《华夷译语》有女真馆杂字和来文
，是研究女真文最主要的参考资料。

1413年树立的永宁寺碑是现存唯一金朝灭亡之后的女真文碑刻，在黑龙江下游今俄罗斯特林附近 。现存女真大字石刻共计12件 ，其中11件属金代 、1件属明代
。

女真人本是白山黑水之间先秦之肃慎
、两汉之扶余
，魏晋之挹娄、北朝之勿吉以及隋唐之__一脉的后裔，史籍中另一习见称谓亦作“女直”。11世纪中后期 ，早已归附契丹辽王朝的黑水__之一支生女真的完颜部在首领阿骨打的率领下发展壮大起来
，1114年始有头鱼宴上面抗辽天祚帝的行为 。

金国创制女真字的主要目的是宣示民族国家的形象，故而在女真字制成后主要用于官方文件的书写 ，直到金朝中后期的12世纪后半期才开始使用这两套文字将汉文典籍女真化
。

一直要到16世纪中叶女真崛起
，努尔哈赤创造无圈点满文才逐渐停止使用。至今传世的女真文字总量不大且以大字占绝对多数 。

合并上述史料，更为可信的解释当是女真字的最初参照应为契丹字中最接近汉字的大字；考虑到后来熙宗又另创文字与之并行国内 ，因而女真大小字的蓝本或许分别为契丹大小字
。这方面的详细研究见于20世纪中叶日人山路广明和国人金光平的有关论著。

与契丹字类似
，女真大字为线性排列书写的单体字；女真小字大多则为合体，且其中的字素似乎更多直接采自大字 。现存女真文资料反映出女真字系统为一个表意字（ideogram）和表音字（phonogram）的混合体且后者占据明显的多数；表音字最初可能虚化自表意字而用于记录女真语中难以忽略的变格变位后缀 ，在表音字增多后原来以纯粹表意字记录的语词也改用表意－表音字混合记录，这使得女真字文献更多体现出现代日文书面文献的特点来
。时代靠后的文献（含明代编纂的《女真译语》）中大量女真语词皆为多个表音字的连缀拼合
，表意字仅仅用来记录一些固有名物名称的词干了。关于现存女真文的总字数，葛鲁贝的统计是698字；金启孮在编纂字典时计为859字；近来乌拉熙春通过对《女真文字书》残叶的研究又认为：《女真文字书》残叶所反映的可识别字形 ，不计重复共计1196字
，其中未见于其他已知文献的女真字为584个，故现存女真字总数已达1443个 。

而就女真字本身的字形而言 ，在外观上似乎为汉字的减笔或改笔之产物。女真字大多为独体字
，笔画多在10划以下，且难以切分出类似汉字的偏旁部首来
。参照汉字学上的“六书 ”理论 ，从其造字机制上推测
，女真字大多为基于契丹字和汉字而用转注 、假借
、指事等方式构成，似乎也有少量的象形字和会意字 ，缺乏明显的形声字是女真字的一大特点。由于表意字相对女真语词而言类似日文中“训读
”的表达
，即往往为多个语音音节对应一个单字，因而女真文表意字中同音现象极为罕见；相反 ，女真文中的表音字大多数记录语言中的一个音节且未得以审音精细的规范化，因而其间的同音现象颇为常见 。

在女真语文研究领域
，对女真文本身的文字学探讨并不多见，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基于女真字直接参照契丹字和汉字而创制而缺乏自身特色之故；更多的研讨还是侧重于现存文献的释读和女真古语的构拟 ，即使是对女真文的本体研究其动因亦在于此
。19世纪末
，德国人葛鲁贝（W.Grube）将明代永乐本《女真译语》之柏林藏本译为德文并与满蒙语作比较研究，撰成《女真语言文字考》（DieSpracheundSchriftderJu?en ，1896）一书
，为现代女真语文研究的先声。进入20世纪，随着女真文文献更多地被发现 ，中外研究学者也不断增加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 。

在20世纪上半叶
，女真语文研究方面成果辈出的学者为中国的罗福成，他对当时所见的女真文碑刻大多加以考释并取得初步成果；其时日本方面亦有多位学者在调查碑刻和整理女真译语和来文方面贡献卓著 ，最后的成果汇集见于安马弥一郎所编撰的《女真文金石志稿》（1943年）
。

进入20世纪下半叶
，在女真文字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是日本人山路广明，代表作为《女真文制字研究》（（1958年油印稿 ，1980年正式出版）；对女真语文研究提出过建设性意见的是匈牙利人李盖提（L.Ligeti，代表作为Notepréliminairesurledéchiffrementdes«PetitsCaractères»Joutchen
，1953）和韩国人李基文（代表作是《中古女真语的音韵学研究》，19）；碑文考释方面用功甚多的有日人田村实造对《得胜陀颂碑》的三次释读；集大成的研究论著则是国人金光平和金启孮的《女真语言文字研究》（1964年油印稿 ，1980年正式出版）以及金启孮的《女真文辞典》（1984年）；戮力研治《女真译语》的成果是美籍日人清濑义三郎则府（G.Kiyose）的《〈华夷译语〉中女真语言文字的研究》（AStudyoftheJurchenLanguageandScriptintheHua-II-Yu
，1973）和澳大利亚人康德良（D.A.Kane）的《四夷馆汉语－女真语词汇》（TheSino-JurchenVocabularyoftheBureauofInterpreters，1975）；在此基础上又有内蒙古大学的齐木德道尔吉和和希格在《女真译语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增刊）对女真语语音的再次构拟以及相应语法的探讨。最近 ，旅居日本太平洋大学的爱新觉罗?乌拉熙春也有一系列论著专门考察西安发现的《女真文字书》残叶以及女真语文所反映的一些内在蕴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的孙伯君则在利用汉语音韵学的某些方法集中研究宋金元汉文典籍中的女真语汇并为女真语音系统的重新全面构拟作出了一定的尝试 。

此外
，尚有西方学者伟烈亚力（A.Wylie）、德微里亚（G.Devéria），日本学者山本守 、渡边薰太郎
、石田干之助、长田夏树 ，韩国人金东昭 、中国学者贾敬颜、黄振华
、穆鸿利、刘凤翥 、聂鸿音等都为女真语文研究有所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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