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涛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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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涛

李云涛1979年生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2003年毕业于天津美院中国画系·2006年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花鸟专业研究生毕业并获硕士学位，现留校于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任教、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文名：李云涛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山东省淄博市临淄

出生日期：1979年

职业：天津美术学院教师

毕业院校：天津美术学院

主要成就：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天津美术学院教师

著名青年画家

代表作品：山花烂漫,春涧,朝露,华池雪影等

个人简介

李云涛1979年生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

2003年毕业于天津美院中国画系。

2006年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花鸟专业研究生毕业并获硕士学位,现留校于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任教、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人物简介

李云涛是一位富有才情的青年画家，他的花鸟画题材多样，物象丰富，李云涛善于描摹花鸟、草木的形貌神态求其真更注重表现蕴藏在这些自然精灵心上以及人们心中的善与美，他将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与自己的艺术创作完美的融合在一起，无论是《春晖烂漫》《锦绣富贵》还是《一路荣华》《华池雪影》意或是色墨交融金香合韵的花鸟四条屏，画面中记忆的都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无论是《春晖烂漫》《锦绣富贵》还是《一路荣华》《华池雪影》意或是色墨交融金香合韵的花鸟四条屏，画面中记忆的都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获奖荣誉

2001年8月>入选“名士杯 ”全国中国画展，并获三等奖。

2003年7月>获天津美术学院本科毕业作品展二等奖。

2003年8月>入选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第十七次新人新作展。

2005年10月>入选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长江颂”全国中国画提名展，并获优秀作品奖。

2008年1月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

2011年9月《幽谷春浓》入选“辉煌浦东”全国中国画作品展，获优秀奖。

2013年9月“元流善下”当代中青年精英提名展，获得金奖。

作品展览

2001年5月>入选天津首届花鸟画大展。

2001年8月>入选“名士杯 ”全国中国画展。

2003年8月>入选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第十七次新人新作展。

2003年9月>入选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海潮杯”全国中国画大展。

2005年10月>入选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长江颂”全国中国画提名展。

2006年6月>获天津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作品展

2008年5月入选“水墨新力量 ”当代青年实力派画家提名展。

2009年9月“水墨传承”天津美术学院花鸟画师生作品巡展。

2011年9月《幽谷春浓》入选“辉煌浦东”全国中国画作品展

2011年11月“津英荟萃 ”天津美院中国画系教师邀请展---南京养墨堂

2012年3月当代中国画核心画家六十人学术邀请展---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

2012年6月“水墨泰山”第八届当代中国画名家邀请展

2013年6月“观物之生”李云涛写生作品展天津

2013年8月“古风新韵 ”李云涛花鸟画展山东青州2013年9月’“元流善下”当代中青年精英提名展天津美术馆

2013年11月“风晴.师范”天津美院国画系青年教师作品展天津美院美术馆

名师点评

陈冬至教授：

我退休前任课期间即注意到李云涛是一位长于水墨画的学生，后经长期观察，认定是这是一位潜力深厚的花鸟画家。

李云涛淡泊谦和，庄敬自守，朴其表而慧其中，讷于言而敏于行。自幼受其父李守仝先生(企业家，山水画家)熏陶即痴迷于花鸟画，就读于天津美院本科期间苦读勤学，功底扎实，灵光显现。后以硕士学位归于名师霍春阳门墙，更孜孜励励于笔墨研习，画品骤增。如今不及而立之年，创作颇丰，或水墨泼洒，浓淡干湿交相辉映;或花鸟精微，勾勒点染意趣盎然。正所谓“性痴者志必凝，艺痴者技必良 ” ，此天道也。

留览李云涛的水墨花鸟画作，顿觉安宁清爽，从容怡悦。空灵秀润的笔墨，清新典雅的气韵，将利欲纷争的浮躁，灯红酒绿的虚华拒如隔世。不以狂怪悚闻，不以浓艳争宠，不以趋时获利，不以新奇博名。画幅中充溢的是朴素自然之天趣，是纯净和煦的蕙风。这就是艺术品格的力量，亦证明了精神财富的不可或缺，实难能而可贵也。

霍春阳教授：

当今中国画界充满了浮躁与虚华。大多的中国画家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滋养，在艺术上是“有为”的境界，是“强其志、弱其骨”的，颇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心态。迎合世俗的需求，精神修养的匮乏，物欲的驱使以及功利的心态，使得整个中国画界丧失了艺术的价值标准。作画求新、求奇、求怪，追求个人面貌如何与众不同，追求所谓的“视觉冲击力 ”不讲笔墨的韵味，甚至是以颠覆笔墨韵味、颠覆传统文化为能事，这些都是极不健康的。这种求来的，挖空心思设计包装出来的“风格”往往是价值不高的。它破坏了艺术最原本、最有价值的东西--纯朴、自然。古人所谓的“清心”不应该是“务心 ”。看云涛的画你可能得不到青年人那种时尚的满足，更看不到时髦的喧闹，有的只是平静中幻化的种种淡然的情动，好像他在逃避现世中眼花缭乱的世界。艺术的好坏、文野、高低要看境界，这才是艺术的本质。其实就是拥有那种高贵的想象，生于自然、起于无限而这种境界的到达，要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滋养，要有高妙的笔墨技巧。

在这样一个浮躁、虚华的社会，可贵的是云涛在这些年来从本科到研究生，一直坚定地走着“清心、务本”的创作道路。注重学习研究传统文化，提高自身精神修养;深入研究传统经典绘画，在用笔用墨及章法、造形上能够做到“不泥于古而不为时趋”这是十分难得的。特别是近来创作的一批作品基本功扎实，笔墨空灵、秀润、流露出一种娴静、洒落、典雅、清新之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李孝萱教授：

记得云涛本科时就把眼光驻留在写意花鸟画上,后来又在霍春阳教授门下读了三年研究生。对于云涛的人和画我是不陌生的。他人踏实、诚恳，画亦有灵性。他的画始终没有脱离他心性和本真的要求，平实、干静充满生机，又不失富贵，我的理解是判断花鸟画的好坏这是一个根本的前提。花鸟画史有宫廷富贵、文人野逸之说，至于后学二者既不能抵牾，更不能偏废。以其“富贵气 ”说，其实就是拥有那种高贵的想象，生于自然、起于无限、安于平常、超于象外，推却物质的牵累和功利的想象，自然会抵御俗气，脱粘穷气，再就是“生机” ，所谓“生生”二字背后藏着中国人的哲学世界，以摇曳情灵得造物神理，通过大自然的生机来揭示人们的内在精神。这些都收拢在云涛的记忆里隐显在他的追求中。

贾广健教授：

草木有情我则有知--看云涛的花鸟画

悲秋风于落叶,感春华而兴情,高山激湍令人顿生豪气,长河落日使人感其雄浑,这即是情景交融,物我两化之境。物与情相交融，诉诸于歌咏即为诗歌,形诸于笔端即为绘画。故此,或诗词,或绘画,则是结缘于物,而动之于情,而后才有了那些千古名篇,不朽的经典,或可谓“托物言志 ”。

云涛的画则是看似为传统笔墨的表达，实则有如感知于物，动之以情的产物。在传统中国美学思想中，古典诗歌美学讲究“空灵”、“意境” ，或雄浑、或冲淡、或纤_、或沉着、或高古等等，而这无一又不体现在中国绘画之中。从缘物的角度看，云涛的画体现出他善于观察，感受自然的情怀。从寄情的角度看，云涛的画通过传统的笔墨寄情于斯的是他的情怀，是他幽远的情思，是他对于自然万象的摄取，这些都融入了他的笔端。看他的花鸟画，并不是仅仅对于传统笔墨的亦步亦趋，而是体现了他对传统美学精神的思考以及对于中国画表现境界的领悟。也应该是化景物为情思吧。

对于中国绘画而言，在当代完全对于传统笔墨的重复则没有意义，从云涛所表现的诸多题材来看，云涛在这方面有自己的思考。孔子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 。俗言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当中他根植于传统花鸟画的研究和创作,可谓心无旁骛。对云涛来说，他愿做为“智者”还是“仁者”，是“乐水 ” ，还是“乐山”，我想他会在艺术的道路上有自己明智的选择。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这描写其中渗透和凝炼着超越自然而对自我情思的表达。作为一个花鸟画家，都应该感知自然万物的生命，草木有情、我则有知，能够感知草木那些许细微的生命，那得有怎样一颗善心啊。我看云涛就是有这样情思的人。

画者，本于天地之灵气，结于人心之妙想。万象在手，神思融趣。云涛是具备灵气的，但这还需要涵养才能更为丰厚，而后才会有“妙想” 。云涛已经有了纯熟的笔墨，有了他初具的面貌和艺术取向，同时也具备了对于传统中国画的体悟和思考，他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我想他也会以他的思考和实践完成一次又一次对自我的超越。

我期待着。

颜宝臻教授：

青年画家李云涛现任教于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他在学期间师从霍春阳先生学习花鸟画获硕士学位。云涛系统学习研究古典花鸟画艺术传统，汲取多方面营养而又有新的创造，逐渐形成墨色兼融的画法。青藤的畅达、虚谷的清悠、八大的苦涩，徐熙、黄荃、林良、吕纪都融汇贯通在他的花鸟画作品中。竹石幽兰，凝寒的梅花，云涛营造清新雅韵的意境;清风朗月幽梦，花开花落融情。他擅于汲取生态的美而充实到画面之中，形成个人的优势与特色。

云涛性格内向沉稳，他的花鸟画构图布局饱满，笔墨中蕴含对时代生活与艺术的体验，他不断探寻花鸟画艺术语言的表现力，精心营造情景优美的画面。云涛花鸟画视角没有停止在常规习惯画法，能够与鸟语花香的细微之处见出对艺术的敏感。有人把花鸟画比作轻音乐，云涛的兼工带写的花鸟画透出和谐清新的气息。希望云涛潜心创作出更多精美的作品。花鸟画要画出脱落凡俗的高格调是比较难的。期待着云涛画出更多的好作品。

艺术风格

古风新韵通天地

天朗气清，阳春花开时节，我迎来航空天部的几位老者。他们刚走出天津城市规划展览馆，便来到意大利风情街，踏进“玲珑阁”艺术馆。大家不约而同驻足在李云涛先生的画前，大发议论。江老说：“过去我们忙里偷闲都很难，而今是闲里寻忙，欣赏画展来了 ”。同道来的还有国务院两位老者。陈老说：“你们看，李云涛先生的春夏秋冬四扇屏和雪景还真抢眼，笔底工夫比较扎实。画面清新典雅，再配上这几只精灵的鸟雀，活泼可爱，意趣天成。可惜现如今这样的画，久未谋面了。现在有些人很浮躁，弄点啥玩意，在纸上一泼一洒，制作一番，见不着笔墨线条，还妄称“国画” 。更是有蝇营狗苟之辈，在宣纸上红一块，黑一堆，大蓝大白，再涂两个大嘴唇，赤裸着，人非人，兽非兽，莫名其妙。这些人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失去自控能力，掉入“媚俗” 、“低俗 ”陷阱，而不能自拔”。唐老说：“我最担心中国画会被外来画种釜底抽薪。”李老忙说：“不必杞人忧天，依我看谁要是心中有什么不顺或烦恼，就看看这些画吧，准能心平气消，云开雾散，比听德国舒曼《梦幻曲》还管用 ”。我插一句：“陈部长，你以前办公室挂着闫丽川先生书写的《制怒》，此时有啥感受”?陈老说：“小鬼苦迟如今也古稀了吧，嘴巴还是‘涛声依旧’，不饶人。我的感受嘛，你能送我这四扇屏，我就把它与《制怒》同挂中堂”。李老急忙转化话题说：“选这样的画作礼品送给亚洲的高端人士，是件蛮好的事吧。苦迟先生，下面有劳你大驾了”。

翌日，通过朋友联系到李云涛先生，他诚邀我前去。二十分钟后我就敲上他家门了。先生很年轻，也很平实。他领我看画室，书、画、古玩，可算琳琅满目，又看养鸟种花的玻璃房。李说：“除带领学生‘外师造化’ ，就是在家浓缩自然天地之隅，养鱼喂鸟，浇浇花草，零距离接触，观察鸟的动态与神情，听听悦耳的叫声，达到情感沟通，画起来就得心应手 ” 。

参观中我说明来意，他爽快答应了。一个月后我将他的画送到京城，老顾问和几位相关领导看完，十分满意，交口称赞。

每套四扇屏，花鸟鱼虫，传神精妙，素洁淡雅，只有鸟雀是天然的美丽色彩，在章法上巧妙分枝布叶，秀润中不失骨力，雅逸中现古朴清劲，典雅中见古风新韵。

在《春》图中，白玉兰花并不多，可姿态各异：怒放的、含苞待放的、仰面大笑的、羞羞答答的，大小、前后、左右，巧妙分布。一只蓝色绶带栖息于枝上。鸟在明媚的春光下，神情怡然自得，神气得很那!

还有一幅《春》图是牡丹。实话说，我对牡丹有偏见，因为所见雷同，朵朵圆溜溜的，排着队的，傻乎乎的，颜色又都艳丽无比，俗不可耐。然而李先生笔下的牡丹却让我大开眼界。在宣纸上空勾一朵白牡丹，另三朵是先沾水，再沾极浅紫色、粉色、鹅** ，花似有似无，幻化灵变，超越象外，好似晨雾中见到花的精灵。氤氲、虚幻，呈现自然的空灵丽。这是高超的笔墨技巧，达到妙笔生花。

《夏》图是荷花。蓝天碧水间，绿叶临风，一朵粉红色的荷花，亭亭玉立，犹如贵妃刚刚从华清池中出浴，高贵妩媚，楚楚动人。让人想起白居易《长恨歌》：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难怪另两位“佳丽”自叹弗如，知趣的躲在太湖石旁和绿叶后面。这幅画如同醇香美酒，芳香四溢，浅尝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幽谷秋趣》图更有意思。采摘后的树上，果子所剩无几。有对斑鸠，一只攀上高枝，随风摇曳，自由自在，不时含情脉脉，往下瞧;另只正在梳理羽毛，似乎说：“对不起，请稍等，我正打扮着哩。”此画疏朗简洁，立意新颖，画境如诗，是幅令人叫绝的佳作。

《冬》景图大雪茫茫，一片洁白，枝头低垂，万籁无声。此时飞来一只五彩锦鸡，屹立在石头上，回眸观望，是欣赏雪景还是寻朋呼友?美丽的锦鸡给这寂静冷漠的寒冬带来生机，令人喜悦，叫人憧憬。民以食为天，瑞雪兆丰年，天下谁不盼望来年有个好收成。雪景的图像是用笔中的淡墨、深墨、留白形成的，无任何“造假、制作 ”。画家笔触灵动，富有韵味，挥毫自如、畅达。画面银装素裹，分外妖娆。李先生不愧为写雪景的高手。

我看李先生在创作中，总把花、鸟置于一定的“情境”之中，使画面清新明，有情有趣，如诗如歌，从而焕发出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日前见先生一幅新作《春江水暖图》，题记曰：“春江水暖鸭鹅同先知吾今画此图哈哈一笑了之” 。我在画幅前沉思良久，思绪穿越历史时空，向前推去两百多年前。清朝有一文人叫毛奇龄，高傲自负，但也不失一点机趣。见后人常引用宋朝苏东坡的名句：“春江水暖鸭先知 ”，肝火不禁乱蹿，便曰：“春江水暖，定该鸭知，鹅不知耶?”毛如此这般“较真” ，曾遭同代一些墨客的讥讽和嘲笑。其中名气最大的恐怕是《随园诗话》作者袁枚先生了。往事已成典故。如今，李画一幅“鸭鹅同先知 ”图，也是大大的幽默了一把。其一是将前人心中的“过结”做一了断。其二告知一个道理：“较真”本是好事，就怕“过 ”，一旦过了头，就是抬“死扛” ，便歪了，邪了，反倒会贻笑大方。

太湖石是太湖的“石骨” 、“石魂”、“石胆 ” ，历经万千年，浪击波涤，孔穴自生，灰青色居多，白色、黑色较少，是江南庭院中必不可少的点缀。为“昆石” 、“太湖石”造像，也是李先生笔下一绝。他说：“勾、勒、寸、擦出一块得意之石并非易事。古人画树前绕树一周才可下笔。而我为画好江南名石，常绕石数周，静听石语，情融灵府，化于心际，方敢动笔 ” 。李先生笔下的太湖石，千洞百孔，玲珑剔透，悦目驰情，有着“仙境”般的洞天福地之感，达到高境界的赏石标准：瘦、皱、漏、透、险、丑。这丑到极致的美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这个江南游子，令我的怀旧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情不自禁的唱起了《教我如何不想她》。

李先生自幼痴迷绘画，在山水画家父亲的影响下，自觉走进中国传统画的围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今驰骋在小写意花鸟天地里。他很感激天津美术学院诸多良师的培养和教诲。他数次谈到霍春阳教授治学严谨，学识广博。霍教授重视笔墨，崇尚高境界、高品位的画。故李先生本科毕业后，就在霍教授门下攻读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承蒙学院多方厚爱，留校任教。

李先生深深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绘画艺术的源头活水，大自然和生活是永远画不完的题材。他说只有继承才能创新，独创新法是青年画家的天职。他深知学海无涯，只有用苦作舟，才能到达彼岸。

点评的笔，不忍搁下，还有一幅画也令人难忘，画上柳枝拂拂，南风徐徐，湖面一对天鹅昂首游弋。此刻我好像听到法国圣桑的名曲《天鹅》，仿佛是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的版本。大提琴用它那独特的深沉浑厚琴音，表现出天鹅的高贵优雅，美丽圣洁，仪态万千。难道这是画家特为这世界经典名曲配的画吗?要不何以这般异曲同工、珠联璧合呢?常言道，好曲绕梁三日，而这幅画让我魂牵梦绕，又何止三日!

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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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和李元度的恩怨曲折

一、“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出身举人。清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衡阳组建湘军时，他任黔阳训导，曾上书言兵事，为曾所赏识，遂招之入幕。初期综理全军文案。他文才出众，却弃文就武，于咸丰五年自请领兵打仗；咸丰十年七月，曾国藩保举他为皖南道道员。

　八月，李元度率所募平江新勇3000人抵达祁门大营。适逢徽州有事，曾国藩命他率领所部驻守徽州，越9天，徽州失守，李元度败不回营。曾国藩要参劾他，众僚属纷纷谏阻。李鸿章甚至因谏劝不从，拂袖而去，曾仍坚持严参。

　众人之所以劝阻，主要因为李元度过去有功，与曾交情深厚。他入湘军幕早于李鸿章5年，早于左宗棠7年。在曾国藩坐困江西，一筹莫展的时候，李元度募勇成军，力撑危局，领兵比曾国荃还早一年半。湖口战役，他救过曾国藩的性命。咸丰七年，曾氏丁忧乡居期间，给李元度写的信最多，其中尤以“三不忘 ”一信，最能说明元度的功劳与情谊。“自维即戎数载，……所愧恨者，上无以报圣主优容器使之恩，下无以答诸君子患难相从之义。常念足下与雪琴，鄙人皆有三不忘焉：……足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鸣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意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树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自读礼家居，回首往事，眷眷于辛苦久从之将士，尤眷眷于足下与雪琴二人”。给别人的信中也说：“李君次青，从弟多年，备尝艰险，上年弟以忧归，李君力撑江省之东路，为人所难，百折不回，弟愧无以对之，寸心抱疚”。曾国藩的日记，几乎无月不有与李元度书信来往或“长淡 ”、“鬯谈”的记载。总而言之，在失守徽州以前，李元度的形象是一个文武兼备，与曾国藩患难相随，至交至契的人。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又要严参李元度呢？

二、曾国藩严参李元度

　有人认为，清廷在答徽州失守折的上谕中，批评了曾国藩而褒扬李元度，曾遂迁怒于李，予以参劾，以曲折地表达对批评的不满。这种揣测之词，不合罗辑。在《徽州被陷现筹堵剿折》中，曾自认“调度无方，咎无可辞，应请旨将臣交部议处”。清廷答谕说：“该大臣甫接皖南防务，连失两郡（按：指宁国和徽州），虽因饷绌兵单，究属筹划未密。着即振作军心，再接再厉，万勿一挫之后，即损军威。李元度谋勇兼优，此次失衄，深属可惜，人材难得，着即迅速查明下落具奏 ”。曾自请议处，“上谕”先替他说出连失两郡的原因在于饷绌兵单，然后轻点“筹措未密”，接着鼓励他振作军心，再接再厉，“筹措未密”较之“调度无方 ”轻。褒扬李元度，出于估计他已殉职。答谕的弦外之音，是概不追究徽州失守的责任。它发出的时间是九月二十一日，严参李元度的奏折发于九月十六日，参折先发，签谕后发后到，绝非“迁怒” ，毫无疑义。曾国藩之所以不念李元度的功绩，不顾往日交情，不受众人劝阻，断然严参，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与急转直下的皖南战局有关，与风云突变的时局有关，与曾、李军事上的分岐有关，还与曾的法纪观念、儒家思想和李的操守、修养有密切关系。

　1、曾国藩接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兼顾皖南防务，正值“江南糜烂”，全局被动，受命于危难之际。他的全局方针是：江北围攻安庆，迫敌决战；江南布兵三支，进图吴浙。他自任中路，驻皖南的祁门，其馀两支暂时还无兵可布。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十二日，宁国府失守，守将周天受阵亡；二十五日，徽州失守。至此，皖南四府一州全部落入太平军手中，曾在皖南几无立足之地。恰恰在这个时候（八月二十六日），曾接上谕，因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命他派鲍超率兵三千兼程北援。真是屋漏更遭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啊!八月这个多事之秋，是曾国藩思想负担最重，精神最苦恼，情绪烦躁不安的时候。李元度在这个时候失守徽州，火上加油，使曾难以承受心理压力。

　2、徽州是皖南通浙江、江西的要道，军事地位非常重要，尤其是祁门大营的大门，大门洞开，使湘军统帅部处于敌人直接攻击的威胁之下。李失徽州，颇象《三国演义》的马谡失街亭。太平军攻取徽州、休宁后，因见急援徽州而未能赶上的鲍超、张运兰两军分驻渔亭、夥县，便放弃了直扑祁门的计划，转由婺源进江西，使曾国藩松了一口气。一个多月后，李秀成十万众攻占夥县，距祁门大营60里，再现失街亭险象。曾国藩写下遗嘱，帐悬佩刀，准备一死，幸鲍超赶到解危。这虽是参劾李元度之后的事，但它更能说明失徽州在军事上的关系之大。

　3、曾、李在军事上意见相左。徽州之役，曾主守，要求李元度深沟高垒，坚守不出，李不听，忽视湘军最为重视的扎营、筑垒，反而随时向敌迎战。从这段时期曾给李的几封信，可以看出他俩在战守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岐。如：八月二十日信：

　阁下好分兵。吾向以分兵为大戒，新募之勇，尤不宜分也。

　八月二十三日辰刻信：

　二十二夜接二十一日惠函，具悉一切。是日出队至临溪，实为轻举妄动，殊不可解。……前日派童、单二营至丛山关，已属轻躁，此二十一日之举则更躁矣。不意阁下在戎行六年，而心不入理如此!

　八月二十三日巳刻信：

　来信前云派两营同礼河出扎，后又云派三营同礼河出扎，鄙意只可派二营或一营出扎，余皆令其守城。平江勇轻进轻退，旧习未改，宜切戒之!

　八月二十四日信：

　扎营是第一根本事。平江营十六到，十七、八、九不令扎营；礼河二十到，二十一、二不令扎营，何也?闻皆散乱于沙州之上，何以御敌?宜绅民之不以为然也。

　八月二十六日午初信：

　二十六日己刻接二十五日辰刻信，辩前函躁字之责。二十一、二、三连三日出队，非躁而何?守城尤贵于静，务思沉几渺虑。鲍营已五次飞催，并嘱孔旭日长跪乞师，兵不行不起。拔队入岭之后，却须谨慎，不可太躁。阁下勿再以二十日催礼河营之法催之。霆营者稍有疏失，则他无可望矣。关系极大，阁下切勿信笔乱写。

　曾国藩在书信中对部下如此严切指责，似不见二例。显然，李元度不听指示，轻举妄动，还自以为是。这可能又成为李元度兵败负气出走的原因。曾深感局势严重，两天之内，六次飞调王牌军鲍超霆营驰援。却不料徽州府城只一昼夜就失守了!他在八月二十六日日记中写道：“夜二更闻徽州于二十五日申刻不守，次青不知下落，为之竟夕不寐 ”。次日又记道：“是日，平江各营败勇俱至祁门，未得次青实在下落，殊为凄咽……是日思次青之败，由于自是” 。他料想李元度已死，不胜伤感；而于李元度之败，则认为不能原谅。九月初六日，他接到李元度自街口所发之信，认为“犹多怙过饰非之辞。咸丰六年平江勇烧杀辰勇二百余人，次青信中亦多怙过饰非之语。此人殆不足与为善矣!”九月十二日与陈作梅“鬯谈次青在徽误事之情，日内心中恼怒殊甚 ”。

　4 、儒家崇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清廷对于阵亡、殉职的文武官员，无不优予抚恤。其中不乏封疆大吏，如黄州兵败投水的湖广总督吴文庐州城破投塘的安徽巡抚江忠源，三河阵亡的安徽巡抚李续宾等。而于作战不力，兵败出逃的文官武将，则视情节轻重，予以惩罚。咸丰十年（1860年），两江总督何桂清苏州兵败，逃往上海，被革职拿问，后在京师正法，是典型的事例。曾国藩先后在靖港、湖口两次兵败自杀，论者或以为出于忧愤，或讥以羞愧，而忽略了这位儒教信徒成仁的选择。李元度既是带兵统领，更是皖南道道员，曾国藩未尝不以他失徽州不殉节为憾。前几天宁国失守，“江宁巡道福咸所署皖南道缺业已另放有人，犹复同守危城，效死弗去”，李元度岂能偷生他去?曾国藩九月初七日《致沅弟、季弟》信说：“次青二十五日城破走出，……大节已亏，此后难于自立矣”。曾并非“太上忘情 ”欲李死，而是儒家传统思想使然。不死，则失地有罪，受法纪制裁，理所当然。曾治军赏罚严明，断不能循私庇护。他在家书中说：“次青事须渠来营一次，乃可定案。今天下虽已大乱，而法纪不可全废，如普（按指普承尧）不重惩即无以服江楚军民之心，重惩普而不薄惩青，即无以服徽人，并无以服普之心” 。“薄惩”既考虑了失徽州的客观原因，也顾及李往日的功劳，既重法纪，又有几分人情味。

　5、平心而论，李守徽州的兵力不单薄。除平江勇3000人外，曾调拨增援的礼河四营所有2300人，原徽防闹饷哗变留下的还有1600人，合计近7000人。在此之前，湘军大将大都不过统领数千人，李续宾名闻天下，手下仅6000人，鲍超所向披靡，带的不过5000人，左宗棠以新募的5000之众，把守景德镇，与太平军骁将黄金文、李世贤两部十多倍的兵力周旋数月，确保祁门大营的后门。李元度若能按曾国藩的指示坚守，徽州可保无事。他这支兵大都是没有见过战阵的新勇，曾是知道的，所以只要求他守六天，续有后援。正因为不是一支能征惯战的精兵，李更应知道不可疏于扎营筑垒而随便出战。至于城垣坍毁，不是无法补救的困难。按《天岳山馆文钞》李元度追悼守徽阵亡的同事杨萃耕的《哀辞》说，杨催他修缮城墙，修葺三昼夜，完成三分之二，李世贤大军来了…… 。按李世贤兵临徽州城下是八月二十四日，李元度率部到达徽州是八月十六日，七天时间，为什么不早修?护城不扎营、修垒、挖沟，守城不早修城墙，李元度满以为可以一战克敌，无须乎“守 ”啊!难怪曾恼怒不已。

　6、李元度轻躁自是，失守徽州，贻误大局，责无旁贷。他却使出骄气来，仗着往日的功劳和交情，认为你曾国藩总不会把我怎么样，竟然败不归营（当时曾还不知他去另投靠山）。在他的心目中，没有法也没有了曾，在曾的心头之火上，再浇一瓢油。应该说，严参是李元度自讨的。

　有这许多原因，无怪乎曾坚持参劾。九月十六日，他上奏：“李元度躁扰愎谏，既不稳修营垒，又不能坚守待援，仅守一昼夜而溃，贻误大局，责无可贷”，请旨“将李元度革职拿问” 。廷谕照准。

三、李元度东山再起，又被参倒

　李元度徽州出走后，在浙赣边境逗留21天，九月十六日回到祁门大营，索还欠饷，回平江募勇去了。曾国藩日记：“傍夕，次青自广信来，至营一见，尚无悔过之意，恐难长进” 。这时曾还不知他已另有高就。

　清廷批准将李元度革职拿问，曾国藩并没有拿问，等他自动回营结案。然而李元度一去不返，浙江巡抚王有龄为他撑开了保护伞，步步升迁，曾容忍一年多，于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二十二日再次参劾，奏片说：

　新授浙江按察使李元度，咸丰十年八月徽州失守案内，经臣奏奉谕旨，革职拿问。该员并不静候审讯，擅自回籍，与候补道邓辅纶往返函商，求巡抚王有龄奏调赴浙。十一年二月初九日奉上谕：“已革徽宁池太广道（按即皖南道）李元度，着曾国藩饬令前赴浙江，交瑞昌、王有龄差遣委用，其应得罪名，仍着曾国藩查办。钦此。 ”李元度并不具禀请示，即行募勇赴浙，名曰：“安越军”。旋于义宁案内，经官文奏奉谕旨：“李元度着赏还按察使原衔，其失守一案，仍着曾国藩讯明，分别办理。等因。钦此” 。又于奉新、瑞州案内，经毓科奏奉上谕：“李元度着赏加布政使衔，其徽州失守之案，应否免其查办，仍着曾国藩酌核具奏。等因。钦此。 ”

　清廷赏识李元度人才难得，又值需人孔急之际，只须曾国藩圆转奏复，徽案本可一笔钩销。李元度也太高傲了，毫无悔过表示，曾岂能容得：《奏片》继续道：

　“查义宁、奉新、瑞州皆臣所统辖之地，系贼先自退出，李元度并无打仗克城之事。……屡报克复，冒禀邀功，实出情理之外。本年正月十四日，皇上弃瑕录用，补授该员盐运使，兹又攫授浙江按察使……臣查该员李元度，徽州获咎以后，不候讯结而擅自回籍，不候批禀而径自赴浙，于共见共闻之地，并未见仗，而冒禀克复。种种悖谬，莫解其故……乃李元度六月至江西，八月抵广信，九月低衢州，节节逗留，任王有龄羽檄飞催，书函哀恳，不一赴杭救援。是该员前既负臣，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所有该员补授浙江盐运使、按察使及开复原衔、加衔之处，均请饬部注销，仍行革职。姑念其从军多年，积劳已久，免其治罪，交左宗棠差遣。

　该员……平日文理尚优，带勇非其所长。其所部安越军八千人，臣当与左宗棠熟商，或全行遣撤，另派差使，或酌留二三千人，令其守城，俟立有功劳，再由左宗棠奏请开复。”

　这个奏片，毫不留情，连官文等督抚大员的保举都彻底否定了。李元度自失检点，再次跌入深谷。片中说：“后又负王有龄”，因李元度终未赴援杭州。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平军攻入杭州、瑞昌，王有龄同时殉城。

　王有龄既死，李元度失去靠山，因见曾国藩在两个多月内接连有升奖，于是向曾上一道贺禀，意在弥缝裂痕，修复旧好。曾收到这个贺禀，觉“文辞极工 ”，与幕友“言及前此奏折不少留情，寸心怦怦，觉有不安” 。然而，《贺禀》虽引起曾一时的感情冲动，却未能使其心上的阴影完全消失。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曾参劾见异思迁、私行远扬的鲍超部将陈由立时，举郑魁士、李元度二人为例说：“此二人者，郑魁士之罪重，李元度之情轻，而其背于此并不能忠于彼则一也”。后因曾国荃、曾国葆对此有看法，才使曾国藩的态度有了根本的变化，回信称：

　“次青之事，弟所进箴规极是极是!吾过矣!吾过矣……通首读来，实使次青难堪。今得弟指出，余益觉太负次青，愧悔无地。余生平于朋友中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 ”

　六年后，他在这份奏稿后面批道：“后记：此片不应说及李元度，尤不应以李与郑并论。李为余患难之交，虽治军无效，而不失为贤者。此余之大错，后人见者不可抄，尤不可刻，无重吾过。（同治）七年八月国藩批”。

四、曾国藩拜恩怀旧密陈录用李元度

　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失败，曾国藩加官进爵，拜恩怀旧，于八月十三日上《密陈录用李元度并加恩江忠源等四人折》称：“今幸金陵克复，大功粗成，臣兄弟叨窃异数，前后文武各员无不仰荷殊恩，追思昔日患难与共之人，其存者唯李元度抱向隅之感”。他申述对李元度的两大内疚：一是咸丰六年他率军在江西最困难的时候，“赖李元度力战瑞州，支持危局。次年臣丁忧回籍，留李元度、彭玉麟两军于江西，听其饥困阽危，蒙讥忍辱，几若避弃而不顾者 ” 。再则“李元度下笔千言，条理周密，本有兼人之才”，“惟战阵非其所长” ，是他“用违其材，致令身名俱裂”。“此二疚者，臣累年以来，每饭不忘。兹因忝窃高爵，拜恩怀旧，惭感交并 ” 。“李元度屡经臣处参劾，未便再由臣处保荐，如何酌量录用之处，出自圣主鸿裁”。两次严参，一次陪参，又密陈录用，真还需要一股勇气。这篇密奏，情文并茂，清廷当即催令左宗棠查复。

　李元度于同治元年第二次被参后，回家闭门著书，深自敛抑。“安越军”已被裁撤，左宗棠的复奏未能使他开复。同治五年，贵州多事，巡抚张亮基奏调李元度入黔，自领一军，屡屡见功。从此雨过天晴，朝延陆续赏还原衔、顶戴，授云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攒来晚晴好景。

　五、“程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 ”

　曾国藩对李元度的感情变化，曲折动人。李元度饱经忧患，如何看待曾国藩呢?李原不是曾的门生，向来以弟子自居。曾去世后，李作《哭师》五律十二首，情意缠绵，凄切感人。其第九首云：“记入元戎幕，吴西又皖东。追随忧患日，生死笑谈中。末路时多故，前期我负公。雷霆和雨露，一例是春风”。前两句勾勒了他们以往的关系、情感，接着自认为有负于曾而将曾的严参（雷霆）和密陈录用（雨露），一例看作对他的爱护（春风）。同治十三年，李还在一首步曾原韵的诗中写道：“嗟我昔从公，中厥良自作。未逐鲲鹏化，甘同鲋辙涸”。把挫折归咎于自作自受。这种不怨不尤，反求诸己的态度，难能可贵；与前期的骄、娇对照，判若两人。大致多年闭门思过，大有悔悟。

　当年曾、李风雨同舟，曾有两家联姻之说，后因李元度获咎中止。同治十年，李元度旧事重提，欲将第四女许配曾纪泽抚子广铨，曾国藩在家书中不胜感慨地说：“余往年开罪之处，近日一一追悔，其于次青尤甚。……顷闻次青欲与纪泽联姻，断无不允之理，特辈行不合，抱惭滋深耳 ”。

　李元度《哭师》诗最后一首的最后两句是：“程门今已矣，立雪再生来”。用“程门立雪”故事，表达愿来世再为师生的心愿，心情沉痛，催人泪下。光绪十三年，李元度病故，时人将他附祀于长沙曾文正公祠，不等“再生 ”就来到一起了。

中原李氏族群族源考证

刘世勋（？～ 1147）宋代宿迁崔镇（后桃源县境）人。金兀术南侵时，因办团练有功，保举为参谋官，遂从岳飞军进击金兵于朱仙镇，大捷，以功升太尉。绍兴十七年（1147），无疾而终，韩世忠请于高宗，敕封“真君”，建祠祀之。卢廷兰（生卒年月不祥），字芳谷，明代桃源（泗阳人），廪膳生。后卒于金陵，江南机坊多设像祭祀，奉为“卢祖”。尹耕云（？～ 1877），清桃源（泗阳）三义坝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历官礼部郎中。在镇压云南回民起义和太平军诸军事行动中，屡次为清廷献策，奏议颇多。著述有《大学绪言》、《豫军纪略》、《心白日斋》、《周易辑说》。樊炎（1887 ～ 1914），泗阳崇河中市（魏圩）人，原名光炎，幼年樊炎受民主革命思潮影响，曾改名樊也哙，表示他有志像樊哙反对暴秦那样为推翻清王朝而勇敢战斗。曾参加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民国2年组建军队，作讨袁准备。后为奸人告密，逮捕，就义于清江浦，时年27岁。韩恢（1887 ～ 1992），字复炎，泗阳县顺德市（史集乡）人。1910年加入同盟会。宣统三年，随黄兴参加黄花岗起义，民国6年，随孙中山赴粤参加护法运动。民国11年10月28日在上海被捕。同年11月1日，被杀于南京小营。胡明复（1891 ～ 1927），名达，泗阳县城厢人，宣统二年（1910年），考取官费生赴美留学，入纽约康奈尔大学读哲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数学家。民国16年6月12日，溺水而死。为纪念他，当时教育界筹建了“明复馆 ”（上海卢湾图书馆前身）。孙耀宗（1910 ～ 1931），字旭光，泗阳棉花原种场人。民国15年到黄埔军校为入伍生，被军校中共党组织吸收为党员。民国17年1月，中共江苏省委建立中共泗阳县委员会，孙耀宗任书记。民国20年初，孙耀宗被任命为中共海州中心县委宣传委员，后因做国民党军十二师士兵工作，身份暴露被捕，被秘密杀害于镇江火车站附近，时年21岁。他是中共泗阳县委第一任书记。1986年，中共泗阳县委将烈士遗骸迁葬于爱园烈士陵园。张相文（1867 ～ 1933），泗阳县城厢南园人，我国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爱国主义者。李守维（1903 ～ 1940），泗阳县仓集镇李楼人。黄埔军官学校第二期学员，后加入国民党。民国28年任国民党中将军长。民国29年7月，新四军东进，解放黄桥，组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李守维率部妄图消灭新四军于黄桥，在同年10月5日黄桥决战中，李守维在涉渡中坠马落水而死。王光夏（1904 ～ 1943），泗阳县穿城乡人。民国27年2月任泗阳县长，奉名禁烟（鸦片），执法较严。日军退守众兴镇后，执行所谓“焦土抗战”政策，泗阳县城很快变成一片废墟。民国32年3月14日，王光夏率江苏保安第三纵队，随韩德勤进占新四军四师驻地泗阳唐莫圩、山子头一带，妄图接应正从津浦路西东进的国民党军王仲廉部，被新四军击毙。张星火良（1887 ～ 1951），泗阳城厢南园人，张相文之子，近代著名历史学家。190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化学系学习，他是我国最早攻读生物化学的研究生之一。韩德勤（1892 ～ 1988），泗阳县洋河镇人，民国7年（1918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民国26年10月，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民国36年，任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副总司令，民国38年3月去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88年8月15日病逝于台北，终年97岁。

跟据中原李氏族人相貌特征，以及对庆阳一代李姓族群的考证，无论其相貌特征还是婚丧嫁娶的礼仪形式，加上《庆阳县志》、《镇原县志》中对少数民族在本地的迁徙变化记载，中原李氏族群应为党项羌部落头领拓跋赤刺的后代。

最早的汉文文献中记载党项为汉朝西羌的后裔。自远古以来，羌人就占据着青海湖周围的草原和黄河、大通河、湟水源头附近的山地，过着游牧生活。在这一片地区的边缘地带，就是位于吐蕃东北部，习惯上称作安多的地方，早期党项羌部落和吐蕃的先民们大概都混杂居住在这一地区。南北朝末期（6世纪后期）开始活动于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上游和四川松潘以西山谷地带。当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

《隋书·党项传》记载：党项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牧养牦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墙。也就是说早期的党项人不事农业，衣、食、住皆仰赖畜牧，无文字历法，以草木枯荣计算岁月，崇拜天神。党项人尚武而勇猛。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有千余家党项羌人归属隋朝。次年，党项族头人拓跋宁丛等，各率部落到旭州（今甘肃临潭县境）请求内附，隋朝授拓跋宁丛为大将军。

唐初武德年间（618—626年）党项羌人的生存空间受吐蕃和吐谷浑部落的不断挤压，细封氏、费听氏、拓拔氏等八个部落率众归属唐朝，其中拓拔部落最为强大。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唐朝南会州都督郑元踌招谕党项归附，党项首领之一细封步赖率所部归唐，唐朝在其地设轨州（今四川松潘县西），授细封步赖为刺史。其他党项部落亦纷纷响应。

贞观九年（635年），唐下诏遣使开河曲地为16州，党项内附者34万口。当时曾与吐谷浑王慕容伏允结为姻亲的党项拓跋部酋长拓跋赤辞，也在与唐作战兵败、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归附唐朝。唐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作刺史，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受松州都督府节制，封为平西公，这一时期的党项羌活动范围已经从青藏高原渐渐南迁到河西一带。到唐高宗时期，唐初崛兴于西藏高原上的吐蕃国，日益向外扩张，北上并灭了吐谷浑，并侵袭威逼党项羌。散居在今甘肃西南部和青海境内的党项部落南迁，唐朝政府也迁移静边州都督府（初在陇右）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县），辖下的25个党项州，也随着一道迁徙。党项族原住地青海湖地区和河西水草丰美之地渐为吐蕃占领，留下来的党项居民为吐蕃贵族所役属。

拓跋赤辞归附唐朝后被赐皇姓李，以示皇家的恩典和笼络之意，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一般都以笼络为主，要么和亲，要么封爵封王，要么广散钱财。拓跋赤辞不但被赐皇姓，还被唐朝政府封为平西公，后人称李西公，也有称李平西的。平西公兄弟三人，自己是老大，老二拓跋赤兀，改性后名为李赤兀，老三拓跋赤伏改性后名为李赤伏，一生育有五个儿子，老大李浑德，老二李浑静，三儿子李浑宗，其余两子史无记载。拓跋浑宗育有三子，老大拓跋守浑，老二拓跋守元，老三拓跋守寂。

据传拓跋浑宗的小儿子拓跋守寂幼时好学，过目不忘，且身材魁梧，五官端正，天庭饱满，面色红润，发乌而卷，对汉文化兴趣尤甚，擅长作诗赋词，时值唐盛时期，唐文化得到广泛传播，对周边少数民族和藩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唐初的诗词创作达到了历史的鼎盛时代，如此繁荣的文化盛世对李守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渐渐对填词作赋产生了浓厚兴趣，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反而对部落贵族子弟的必修课骑射摔跤没了兴趣，李守寂在这个时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内容多以咏物抒情为主，可惜并没有完整的作品流传后世。

党项羌的拓跋部落先祖们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一带，以饲养牦牛、羊为主过着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战时上马作战，平时牧牛养羊。汉灭后，中原王朝分崩离析，少数民族迅速发展壮大，尤其是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南部的吐蕃部落和吐谷浑部落不断壮大，双方时而和平相处，时而刀戈相向，相对弱小的党项羌部落的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一部分归附于吐蕃部落，一部分不断的向北迁移。到了唐朝灭隋一统中原之时，少数民族快速扩张的势头受到了遏制，北方的匈奴势力被唐王朝暂时压制下来了，西方的吐蕃部落在兼并吐谷浑部落后也向唐朝中央政府纳贡称臣。唐太宗时期，党项羌部落首领拓跋赤辞上书要求内附，被唐王朝安置在庆州一带，于是党项羌部落众多部族从河西一带举家迁往庆州今甘肃庆阳一代。当时的庆州为森林和草场覆盖，适合游牧民族生存，但在河流沿岸农业生产也有了相当的发展。

迁往庆州的党项羌部落中以拓跋部族实力最为强大，拓跋部落的头人拓跋赤辞成为整个党项羌部落的首领，迁到庆州的党项羌各部族继续过着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也有少部分族人选择定居下来，学习汉人的农耕技术，过着半农耕半游牧的生活。

内附后的拓跋赤辞即李西公为了感谢唐王朝的恩典，也鼓励部族学习唐文唐语，以便于和周边汉人以物易物，换取部族所需的盐铁以及小麦等生活及军用必需品。因为受到强大的唐王朝的保护，部族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休养生息，人口得到极大补充，经济得到良好发展，部族的实力也不断得到壮大。

50年的和平发展使得庆州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党项羌也学习汉人的筑城技术，在两条河流交汇处的三角地带筑起了凤城，部分部落家庭进入城内过起了定居生活，汉羌通婚的情况开始出现，李西公自己也娶了汉人女子做妾，党项羌先祖规定的不得与外族通婚以保持部族血统纯正的规定出现了松动，尽管部族豪门反对的声音很大，但李西公对此采取了不闻不问顺其自然的态度。

李赤兀为李西公同父异母兄弟，典型的羌人，中等个子，身手矫健，两眼炯炯有神，其子李浑净却生的人高马大，身材魁梧，擅长骑射，在部落对外战争中屡立战功，李浑净自幼在河西的马背上长大，不通文墨。拓跋部落和其他党项羌一样，只有自己的语言，没有文字，就连部落豪族也没有规范的教育体系，遇到重大事件还要用汉字或者吐蕃文字记录，也因此其部落的历史资料几乎没有，只有在中原王朝或者吐蕃王国的史料里找到片言只语。

话说李守寂的二叔、拓跋赤辞的侄子李浑静半生戎马，跟随父亲四处征战，难得安静下来，在庆州期间，天下太平，四邻相安，加之父亲李赤兀业已过世，李浑净也渐渐适应了花天酒地莺歌燕舞的日子，在60岁大寿前，为了犒劳自己，给自己娶了一房夫人。这位三姨太姓刘名霜，生的端庄秀丽、仪态万千、才貌出众，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尤长于填词作赋，其父刘昌州祖上曾为汉朝高官，在当地名声显赫，刘氏虽不再担任官职，但田多地广，家财万贯，在和党项羌的贸易中更是发了大财，如今看到拓跋部落首领的侄子看上自己的女儿，不免喜出望外，大肆张罗，热热闹闹的把自己的掌上明珠送进了部落首领的府邸，自此刘氏在庆州的势力更大了。

前面说到李守寂自幼生的眉清目秀，身材魁梧，深的父亲喜爱，为了让儿子受到良好的教育，父亲给儿子请了一个当地颇有名望的学者给儿子做老师，因此守寂自幼饱读诗书，四书五经熟记于心，受到老师的启蒙，李守寂的唐文功底颇为深厚，常常和当地汉人才俊吟诗聚会，赋歌饮酒，渐渐的在当地便有了名气。

听说二叔娶了房三姨太才气不俗，琴棋书画吟诗歌赋无所不能，李守寂便来了兴趣，有事没事就往二叔家跑，这李守寂自幼常在二叔家来往，二叔也是喜欢，虽说往来便利，但要去二叔后院去见刘霜便没那么方便了，虽说作为少数民族的拓跋部落规矩没那么多，但因为在庆州待的久了也学会了汉人这一套男尊女卑内外有别的习俗，但这点困难对于好奇心驱使的李守寂来说很快就解决了。

刘霜自嫁到李府便闷闷不乐，一来自己的男人是个60岁的老头，二来李浑净生性粗鲁，不通文墨，虽然对自己疼爱有加，但交流甚少，大夫人二夫人都是拓跋部落人家的，对自己完全不予理睬，甚至冷眼相待，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刘霜的苦闷心情可想而知。对此李浑净也是无可奈何，恰在此时，李浑净看到了侄子李守寂，他知道这个侄子喜欢吟诗作赋，便想让侄子到后院和刘霜吟诗作赋解解闷，以缓解自己三姨太闷闷不乐的心情。听到二叔的想法，李守寂压住自己内心的狂喜，点头答应尽力而为，自此李守寂便光明正大的和自己的婶子来往了，李守寂的到来让刘霜的心情逐渐云开雾散，由阴转晴，两人一起伦古谈今，吟诗作赋，你和我唱，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李浑净看到自己的三姨太心情好转自然也是高兴，可他想不到的是祸根就此埋下了，这二人志趣相投，年龄相仿，一来二去各自内心就渐渐生了爱慕之意。这正是：

前尘往事断肠诗，侬为君痴君不知

莫道世间真意少，自古文人多痴情。

一个拓跋部落的美男子，一个汉人美貌婉约小女子，共同的诗词歌赋爱好，相互间的欣赏和爱慕，爱情的火苗正在强烈的炙烤着两个人的理智，虽说蛮族部落对两性关系不太在乎，也不讲究辈分，但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李守寂还是压抑着自己的情感，没有越雷池一步但也难舍难分。时间长了，两人密切的来往和傻子都能看出来的端倪就传到了二叔李浑净耳朵里，李浑净虽然喜欢自己的这个侄子，但对这样的传闻却不能不当回事，他对侄子产生了戒备心理，安排管家叮嘱下人，没他允许李守寂不得进入里院和刘霜见面。

二叔的戒备措施很快让李守寂明白了叔父的用意，他为此感到羞愧和难受，但内心依然点燃的爱情烈火却难以熄灭，越是见不上对这个已经到了弱冠之年的美少年来说越是煎熬，另一边刘霜也不明白守寂为什么突然就不来了，心里一下感觉空荡荡的，郁闷的心情难以明表，整日里闷闷不乐，很快就病倒了，打听到这一消息的李守寂心如刀割，恨不得长上翅膀飞进叔父家的后院与刘霜见上一面。

前文已表，刘霜生于庆州大户人家，家境殷实，自小生活优裕，出入丫鬟相随，整日间琴棋书画、填词作赋，生活充满诗情画意，如今嫁入拓跋部落豪门，吃穿到是不缺，但生活习俗，文化礼乐却差异太大，丈夫李浑净虽说对自己挺好，但毕竟是个粗旷武夫，刘霜心里十分不愿，但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哪里由得了她说话，她像木偶一样任人摆布。自从遇见李守寂，刘霜的心里就像在乌云密布的天幕上撕开了一道缝子，明亮的阳光从云缝里直射而下，照亮了刘霜那孤寂已久的心和俊俏的面庞，守寂的阳光率性让刘霜如久旱逢甘霖，欣喜不已的刘霜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藏在心底的那份对感情的渴望也被慢慢激活。填词作赋你吟我唱的美好日子让刘霜的内心微波荡漾，虽然两人没有肌肤之亲，单就这样的陪伴已经让刘霜非常满足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福相伴，简单而满足的日子随着李浑净对侄子的戒备戛然而止了，不久就病倒了。

有诗为证：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邑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心急如焚的李守寂用银两买通了二叔家的家丁，在二叔不在家时潜入后院探望刘霜，看到面容憔悴的刘霜，守寂忍不住泪如雨下，刘霜的贴身丫鬟见此情景知趣的退出房间，守在门外，守寂一把将刘霜搂入怀中，刘霜在守寂的怀里低声啜泣，守寂抬起刘霜梨花带雨的面庞一阵狂吻，刘霜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厚度，第一次尝到了爱情的甜蜜，相互守望的底线一瞬间就被抛到九霄云外。

正所谓：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尝到了爱情甜蜜的两个人一发不可收拾，一日不见都觉得不可忍受，李守寂花了更多的金钱用来收买二叔家的下人和刘霜丫鬟，自此两人的地下来往更加频繁了，只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两人私下来往的事就被二叔知道了，收受好处通风报信的下人被处死，拓跋部落把忠诚看得比生命都重要，所以对于背叛自己的下人依家法直接处死，刘霜被李浑净逐出府邸遣返刘家，李守寂被剥夺承袭部落爵位的资格，发配林泾县做衙役。

前文提到游牧民族因为居无定所，连年征战，男丁短缺，对两性关系比较随意，父亲的妻子在父亲死后只要儿子不是亲生的可以续娶，兄长的老婆兄长不在了弟弟续娶，有的常年在外征战，杳无音讯，妻子就有别人照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就因为这样的理念和习俗刘霜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只是逐出将军府邸而已。

李守寂至林泾县任衙役一年后，到庆州刘府提出要迎娶刘霜作为正房夫人，刘家也巴不得把这个有损门风的女儿赶紧打发出去了却烦恼，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守寂雇了顶轿子，自己骑着马，刘霜坐着轿子返回了临泾，此时的拓跋守寂已经被父亲拓跋浑宗逐出了家门，断绝了父子关系，好在自己的母亲私底下给了李守寂一些银两，加上刘霜自己的嫁妆，日子比一般人自是好了许多，两人从此过起了妇唱夫随心满意足的日子，后两人育有两子一女，自此李守寂与拓跋部落渐行渐远，从一个部落贵族变成了一个普通人家，两个大哥在父亲去世后被唐王朝允许世袭罔替，继承爵位。

公元755年，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起兵叛唐，史称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转衰，安禄山叛唐之时，派人到庆州联络拓跋部落头领拓跋赤辞的孙子拓跋守浑一起叛唐，拓跋守浑一方面看到了唐王朝的衰弱，一方面也看到了自己部族实力日益壮大，于是拓跋部落在安禄山的煽动下从西面沿泾河向长安发起进攻，叛军一度攻打到彬州。后因唐肃宗李亨在宁夏灵武登基上位，年号至德，尊父皇唐玄宗为太上皇，号召天下各路兵马勤王，肃宗自己帅五万人马从西向东进击长安，拓跋守浑担心腹背受敌，帅部落退往庆州。安禄山的叛乱在唐肃宗的打击下开始溃败，加上安禄山被儿子联合身边侍从杀死，叛军受到打击，次年肃宗收复长安洛阳两京，退往庆州的拓跋部落看到安禄山的兵变已成溃败之势，立即给唐肃宗上书，声称参与叛乱是被安禄山胁迫，不得已而为之，愿意服从朝廷安排。从此政治上敷衍唐朝中央政府，内部抓紧招兵买马，随时打算与唐王朝分道扬镳。李唐朝廷急于恢复国内秩序，也没打算和拓跋部落计较。

唐肃宗稳定国内秩序后，真切地感受到了近在身边的威胁，拓跋部落封地庆州距长安500里，快马一日的路程，急行军三天就能到达长安，如果拓跋部落有心偷袭长安，后果不堪设想，唐肃宗认为解决党项羌部族的驻地问题迫在眉睫，必须下决心解除后顾之忧。肃宗至德3年，唐朝中央政府命令拓跋氏为首的党项羌北迁，唐朝给党项羌部族分封的属地位于陕北高原和蒙古草原接壤地带，相当于今天的榆林横山、靖边一带，此地位于唐王朝和匈奴的缓冲地带，唐肃宗打算让党项羌横在匈奴和唐王朝中间，减少匈奴对境内百姓的袭扰。

党项羌迁至陕北高原后得到了迅速发展，这里水草丰美，羊肥牛壮，加上匈奴在这一时期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纷争不断，没有力量和唐王朝对抗，因此夹在中间的党项羌不断发展壮大，唐灭后，拓跋部落曾建立北魏政权，到东晋时期，北魏灭拓跋，部落首领拓跋宏被封夏州王，到北宋时期李继迁被辽国封为西夏王，拓跋部落夹在宋和辽之间左右逢源，发展壮大，逐渐占据了陕北、鄂尔多斯高原，宁夏以及河西广大地区，至李元昊时期，西夏正式建国，称大夏国，定都兴庆府，党项羌回归党项姓氏，废李姓，创造西夏文字，大力发展佛教，仿汉人规制建立朝政制度。后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帝国兴起，西夏国为蒙古所灭，党项羌部落被诛杀殆尽，史书文献均被烧毁，都城毁为灰烬，少数躲过灭顶之灾的部落逃往青藏高原以及川西地区，隐姓埋名过起了定居生活，至此党项羌从历史的长河中彻底消失。

在党项羌北迁的过程中，极少部分拓跋部落因为和汉人通婚，适应定居生活等原因，选择留在当地，这其中就包括李守寂一脉，李守寂后来官至临泾县令，刘霜死后，他们的爱情故事传到了朝廷，刘霜被朝廷封为诰命夫人，刘霜的儿女们也得到了封赏，对李守寂在林泾县令任上的善绩也给予了褒奖。自此拓跋守寂一脉在林泾周边开枝散叶，繁衍生息，不断发展，完全融入当地汉人文化和习俗，唐末林泾县被废，改设镇原郡，设郡府，后来庆州、镇原一带不断受到金、辽、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袭扰，李守寂后人逐渐南移，加上农耕技术的不断发展，他们在平泉，中原一带黄土塬上定居下来，在党项羌建立的西夏国被灭族时，因为李守寂一脉已汉化数百年，因此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随着和当地人的杂居和通婚普遍化，在血统上他们身上少数民族的落印越来越淡，到宋时基本被完全汉化。时至今日，中原、平泉、林泾一带李姓村庄较多，族群关系密切，婚丧嫁娶等文化习俗基本相近，皆为拓跋守寂一脉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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